这种基于公意的契约社会或基于民族主义，或基于道德（它也是一种超越视野）。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力量既体现为硬实力，也体现在软实力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比如英国，经济实力虽已下降，但在全球事务上依然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和软实力。注重法律的综合意义，主张对法律条文和典籍从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上予以解释和注释，法律的实施不能就事论事。当今世界，西方有影响的法学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而形成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设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对于争夺话语权、增强软实力是至关重要的。

话语权是指话语体系依其自身所负载的思想体系的力量而形成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人类社会创造的法治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基于启蒙思想而形成的依法而治（法治国）、权力制约、人权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正当程序、司法独立等法治理念，反映了人类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反映了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徐显明：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比较挑剔的学生，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远远没有在课堂之外得到的东西多。所以这场讨论在今天仍然有那三个意义。今天上午丕照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的采访作为《清华法学》十周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实际上不是在宣传我们三剑客，实际上是叙说中国法学的故事。到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你研究生毕业，然后到北大进修，接着出国。

所以，我做杂志主编后，一直重视从博士生中遴选学生编辑，让学生在编辑中接受学术规范训练，接触法学前沿。第二个模式，日本模式，它是移植的。

选法史作为研究方向最为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乔伟老师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启蒙老师，他与一般法史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通过理论阐述能够把今天和古代结合起来。并不是说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多高多惊人的造诣，就能够替代你对法学的理解，这是替代不了的。这几篇文章拉开了新一轮的权利义务讨论的和整个法学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的讨论新序幕。第一个模式，西方模式，它是演进的。

这两个所有制后边，隐藏的东西就是人的主体的二元地位。我在会上先讲了研究范式，我说我们这次会议是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研究范式。据我所知，那时不管是做法史，还是近代史、古代史，与史沾边的学生比较容易留校和择业。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解决体制问题。

我们当下可能遇到法治的问题，若干年以后可能是法治文明，再以后是中国如何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引领和推进国际法治、全球治理法治化的问题，再往后我们可能面临人类许多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等。中国法理学就面临着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法理学的问题也是法治问题。

在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是管党治党，党法关系处理好了，法治就有希望，党法关系处理不好，法治又要徘徊。法学领域重复研究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张文显：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胡锦涛时代提出来的。教学质量低，这是个真问题。这个制度实施后，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主体都会发生变化。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把它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所以后来我就研究法理学了。任何岗位，都需要这种人才。

诚如鲁迅所言，凡有改革，必定在先觉悟了的知识人中进行。用先进的法治观念来引领我们的法治发展，这应该是一项工作。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司法公信力完全恢复了吗？还没有。

在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都认为法学基本范畴需要重新思考，权利义务是核心范畴，讨论很深入。我们要看到自己法学这个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问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

还有一个问题是制定法学专业设置的标准。第三，确立了法理学，特别是中国特色法理学的话语体系，告别了西方法哲学、法理学的话语体系。义务重心和权利本位并不矛盾。如果想做刑事辩护律师，就多选刑法课程。

当时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觉得去了以后就要讨论中国的出路，讨论这个时代的未来，这正好契合改革开放大背景。从1957至1976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法治的徘徊和倒退时期。

司法改革留下的几块硬骨头还没啃呢。第二类就是把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最高代表。

我们现在推行的很多改革，都是向法治这个方向走。自由很痛苦，因为自由意味着自主选择，自主选择意味着自己承担责任。

这说到底是不会批判，当然也不会创新。徐雨衡：您们如何看待所谓的社科法学？请三位老师分别谈谈。第一块硬骨头，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应该继续优化。文章反对权利本位，提出了法律的义务重心理论，认为义务才是最要的法学范畴。

当老师之后，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一是怎么评价，第二是评价什么，评价的要素。

而今天我们对面这三位就是中国法学界名副其实的三剑客，他们的工作很多是属于开创性的，确实有破有立，有侠客的精神和勇气。但是发展到今天，具备讲课老师这一条件的院校也多了，再开这么多核心课，就会导致法学教育千篇一律，没有特色。

而当时我们的同学大多都希望赶快参加工作，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继续读书。对西方的法治理论与法治话语体系基本否定或者整体否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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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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